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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体会和体会

蒋高明

2000年7月,我收到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UNESCO中国-MAB)的聘书,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该委员会的秘书长是韩念永教授。

从此,我与China-MAB有了连续8年的不解之缘,至今还和该组织保持着各种联系。

据韩念永秘书长介绍,中国-MAB是中国于1978年加入的最早的国际组织之一。

当时因对问题高度敏感,中国参加该组织是亲自批准的。

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教育和科学有关,所以建议中国加入该组织的多是中科院的科学家。

关于这一点,老先生们比我有发言权,就不在此赘述了。

我在该组织主要参与了两方面的工作: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AB城市小组的工作;帮助中国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申报生物圈保护区。

现就我经历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城市小组的工作

2000年11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AB城市小组(以下简称城市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举行。

城市组成立这件事是第16次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协调理事会讨论通过的。

会议于2000年11月5日召开。韩念永秘书长、中科院外事局万阳和我代表中国出席了会议。

当时,在协调理事会上,有的国家代表提出成立地质公园,但没有通过。

城市组的逝去可能与巴黎总部几位法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热情有关。

法国人道格斯(Peter Dogs)负责此事。

他个子高,热情又幽默。

该城市集团的宗旨是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应用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保护,并促进那里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当时UNESCO生态科学处主任、澳大利亚人布瑞吉沃特(Peter Bridgewater)主持了城市组成立会议。

城市小组由来自26个国家的40名代表组成,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摩洛哥、澳大利亚、埃及、巴西、巴基斯坦、韩国、中国等。我和韩国首尔大学(现更名为首尔大学)的Kwi-Gon Kim教授是来自亚洲的代表。

城市组挂靠在生态科学处,在UNESCO-MAB网页上辟有城市组的页面。

根据城市小组会议精神,我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生物圈保护区为例,研究这个保护区与锡林浩特市的关系。

锡林郭勒保护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有1万多平方公里,而锡林浩特城市面积仅15平方公里, 占整个锡林郭勒盟的0.75/万; 但人口15万人, 占全盟的16%, 即是说城市在不足万分之一的土地生活了近六分之一的全盟人口。

如何利用生物圈保护区这个品牌把城市经营好,促进退化草地恢复,增加牧民收入,是我研究的重点。

根据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两篇论文;后被韩国MAB委员会邀请做了专门介绍;并于2004年赴纽约,在美国科学院参加了城市组会议,介绍了有关研究成果。

参与生物圈保护区的申报。

2001年至2004年,在韩念永秘书长的安排下,我参与了中国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申报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的前期评估和材料准备工作。

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遗产一样,都是由UNESCO认证的具国际品牌的保护实体,前者强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并举;后者强调具有特殊历史与自然景观的遗产保护。

具体程序如下:向国家申请,准备英文材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AB召开的会议上,向理事会评委请示批准。

从申请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科学司提交材料有几个关键流程。

一是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评估,必要时邀请国际专家参与,重点考察申请单位是否符合生物圈保护区的要求,需要进行哪些调整;二是申报单位按照UNESCO生物圈保护区要求的表格填写大量的材料。

为了方便自然保护区基层技术人员填写,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将国际表翻译成中文,自然保护区直接用中文填写。三、州委会对申请的中文资料进行审核、退补,并对附件(如保护区植被图、物种清单、拉丁文、声像、图片资料等)进行质量检查。);第四,所有资料齐全后,组织专业人员翻译成英文,装订成册,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部。

在担任中国-MAB副秘书长期间,我成功为中国申报了5个生物圈保护区,分别是宝天曼(河南)、乌拉、赛罕(内蒙古)、呼伦贝尔(内蒙古)、佛坪(陕西)、珠穆朗玛峰()。

我参加MAB项目的一些体会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国际上已经实施了50年,在中国也有42年的历史。

一个国际计划在经费很少或几乎没有经费支持的前提下,为什么能够这么长的时间呢?MAB的魅力是什么?根据我具体参与MAB计划的实践,具体体会如下:

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尊重成员的意见,不强迫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其实UNESCO颁证的世界遗产也罢,生物圈保护区也罢,还有后来的地质公园也罢,都是一个仅给予一个名称,一个国际品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花的是成员国的经费,它没有经费拨给成员国的某个保护区或保护地,或者要求成员国做什么。

但它是一个有良好信誉度的国际品牌。

进入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国家级保护区,可以在更大的交流平台上展示自己。

由于这个原因,连不参加UNESCO的美国都积极申报生物圈保护区。

第二,中国自然保护区以中国国家委员会为娘家,在这里可以获得自然保护的知识。

尽管China-MAB也没有经费给它主管的保护区网络,也是只给牌子,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保护区依然有吸引力。

这是因为,在很多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后,我国大部分自然保护区都在困惑用什么样的思路来管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什么渠道反映。

由于能够给保护区管理经常指点迷津,China-MAB委员会尤其秘书处就起到了保护区“娘家人”的作用。

第三,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经常深入自然保护区,在那里发现、解决或反映问题。

专家、保护区管理人员与农牧民坐在一起,针对具体问题调研,获得真实信息,一些信息对主管部分制定政策能够充分较大的作用。

比如2002年,我参与起草了22位院士联名呼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投入的提案,提出的方案最终在多个省份的自然保护区实施。

第四,办好《人与生物圈》杂志,给自然保护区以信息和信心。

《人与生物圈》杂志起初是通讯,后来改版杂志,中间几次改版,最终成为今天自然保护区领域精美的杂志。

我希望这本杂志能继续做好。

第五,有一个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固定机构。

China-MAB能够在中国生存32年,有一个好的管理机构也非常重要。

秘书处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团队稳定,可与其他部委协调。近年来,中国-MAB将工作重点放在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研究上,相信这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